空厢寺，原名定林寺，又称熊耳山寺，位于陕县西李村乡的熊耳山下，距三门峡市53公里。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熊耳山海拔885米，北依黄河，南接伏牛山，东临洛阳，西连西安，洛三高速公路从山下通过，交通便捷，风景宜人，既是驰名中外的佛教圣地，也是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历史上熊耳山林木茂密，山花烂漫，流水潺潺，鸟语如歌。山上的“八大奇景”和“四大绝胜”名甲天下。八大奇景为：龙嘴喷雾、土桥卧虹、井底明月、达摩铜佛、高楼洪钟、铁薪烧粥、椿抱翠柏、汉代松林；四大绝胜为：藏兵洞、濯心泉、八仙庙、公孙瓒藏甲处。空相寺座落在林木掩映之间，走进空相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神秘之感油然而生。更因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安葬于此，历代帝王将相多有来此朝山拜佛，文人骚客舞墨咏叹。 空相寺鼎盛时期，寺内拥有僧徒八百，香客无数，各种殿房四百余间，占地八十余亩。但在历史上曾数遭洗劫和人为拆迁。其中两次大规模灭佛，即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武宗灭法，空相寺都难逃顾厄运，佛像被毁，房屋拆迁，强迫和尚还俗，没收寺院财物和土地，使空相寺遭受了严重毁坏。 历代对该寺也曾数次修葺，有据可考的有：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重修达摩殿和部分殿宇，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重修达摩殿并立“菩提达摩圆觉大碑”，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重修转角楼。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两次重修空相寺，后来乾隆、道光年间也几经修葺。但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寺院房屋相继倾倒拆毁，空相寺逐渐衰败。
建国以后，空相寺内仅存的“达摩塔”、“达摩石刻画像碑”被列为三门峡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梁武帝撰文碑”被列为陕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县文化、文物部门多次出资修葺加固“达摩塔”，使这处濒临倒塌的珍贵文物，至今保存完好。
空相寺是佛教初祖达摩大师弘汉葬身之处，近年来常有中外僧人接踵来此寻根问祖。古老的空相寺过去是佛门圣地，现在依然是灿烂的文化圣地。
据清朝和民国的《陕州志》记载，佛教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传入陕州时，就修建了空厢寺，距今已1900多年，是与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同一时期的佛门圣地。
空厢寺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葬地，它以达摩舍身求法、开创佛教禅宗而闻名天下。据史籍记载，达摩初祖在少林寺传法慧可之后，即到熊耳山下的定林寺传法5年，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十二月圆寂，终年一百五十岁。众僧徒悲痛之极，如丧考妣，依佛礼将初祖大师葬于定林寺内，并修建了达摩灵塔和达摩殿。梁武帝萧衍亲自撰写了“南朝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的碑文，以示对达摩大师创立禅宗的纪念。后来东魏使臣于元象元年自西域取经返回途中，遇见达摩大师杖挑只履西归，立即报于皇帝。皇帝闻之，命人挖开达摩墓葬，只见只履空棺，方知大师已脱化成佛，遂将定林寺更名为“空厢寺”。
据有关史料记载，达摩是南天竺国（今印度）香至王的第三太子，姓刹帝利，受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师命，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渡海东来，在广州登陆。梁武帝信佛甚笃，遂将达摩迎至都城金陵（今南京市）。二人对佛理方面的理解不尽相同，话不默契，不欢而散。达摩毅然离开金陵，乘一叶苇筏漂过长江北上，来到熊耳山下定林寺内，任该寺依法住持，在此讲经说法，教化万民。前来听他讲经说法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络绎不绝，他被誉为“西方圣人，东方活佛”，定林寺因此名扬四海。后来达摩大师渐感悟道不深，需要以修身来悟性才能达到“法我皆空”的境界，便前去佛教圣地少林寺修行了九年。
南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达摩在洛阳禹门千圣寺讲经说法期间圆寂，享年150岁，归葬于熊耳山定林寺。梁武帝闻讯，亲自撰文树碑，对达摩大师创立佛教禅宗的无量功德给予了高度评价。此碑距今已有1460余年，虽经风雨剥蚀，但碑文还可辨认。达摩圆寂后第二年，由积庵法师修了达摩塔，定名为“圆觉空塔”。现存的塔为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所建，青砖结构，七级浮屠，两层基座，高约12米，塔身为八角形，塔刹为宝瓶式。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孝静帝将定林寺更名为空厢寺。
空相寺新出土唐代碑刻《汾阳王置寺表》，碑通高120公分，宽60公分，厚15公分。共26行，满行44字。碑首圆额，双行篆书“汾阳王置寺表”。立碑年代为“唐大中十二年九月”（公元858年）。立碑人为汾阳王郭子仪后人。碑文的大意为，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到空相寺朝拜达摩圣迹，并许愿若达摩禅师福佑，平定叛乱，必当奏请朝廷，“特加崇饰”，给予特别的荣耀。果然，平定安史之乱9年后（公元772年11月），郭子仪即书奏朝廷要求重整寺庙。半年后，朝廷钦赐“达摩禅师宜赠谥号园觉，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据此为证，定林寺易名空相寺乃唐代宗李豫钦赐，并且追加达摩为“园觉”禅师，达摩塔为“空观之塔”。汾阳王置寺表》的出土，对于研究佛教文化史、禅宗渊源仍具重大历史价值；又为研究佛教禅宗及空相寺兴衰史、郭子仪与空相寺的关系、空相寺地理沿革等，提供了更加珍贵的实物资料。唐天宝三年（公元748年），郭子仪曾奉皇命重修空厢寺，他亲任总监工。工程竣工后，唐玄宗封达摩为“圆觉”，封达摩塔为“空观”。唐后历代对空厢寺多有修葺扩建，寺内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殿、水陆殿、白衣观音阁等，其南有达摩塔、达摩殿、转角楼、南北僧院等，寺院殿舍400余间，占地50余亩。离寺院西南约50米处有享誉豫西的塔林，占地30余亩，有大小灵塔400余座。整个寺院布局严整，古碑林立，晨钟暮鼓，香烟缭绕。
在历史上，定林寺成为可以与少林寺、白马寺、相国寺并驾齐驱的四大名寺之一，人们给它编撰了许多神话传说，在当地还广为流传一首歌谣：“龙嘴吐雾在山巅，土桥卧虹升九天。井底明月昼夜显，杖桃金履往西还。高楼洪钟音上殿，铁薪烧粥厨水欢。椿抱翠柏千年茂，汉代松林万古传。”这首歌谣使定林寺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相传，定林寺的钟楼为３层，高数丈，是寺内最高建筑。人们可以自下而上转着登楼，故又称“转角楼”。据说，很早以前山西永济人和河南陕州人夸耀各自家乡建筑时，永济人夸张普救寺的莺莺塔之高时说：“山西有座塔，离天丈七八。”陕州人说：“河南有座转角楼，半截插在云里头。”山西人不相信，专门到定林寺观看后，叹服道：“楼中之最。”相传，原来转角楼上挂有一口神奇的铁钟，高两米，口径１．５米，可以定向传音。敲响巨钟，其声一直可传到皇帝的金銮殿上，所以当地有“和尚敲钟，传到京城，惊动皇帝，不得安宁”之说。空厢寺在清末民初连遭战火洗劫，毁坏严重。现存的主要遗迹有：达摩灵塔一座， 石碑十块。其中最有意义的石碑有两块，一是南朝达摩碑，即南朝梁武帝撰写的《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碑；二是达摩造像碑，此碑为魏元象元年公元５３８年所立，碑的正中是达摩大师站像，头罩祥光，宽袍大袖，单线条阴刻，形象逼真，右上侧刻了四句偈语：“航海西来意，金陵语不契，少林面壁功，熊耳留只履”，精确概括了达摩大师的生平。
空厢寺在近现代虽没有白马寺那么驰名，也没有少林寺那样辉煌，但作为达摩初祖的葬地，它在我国佛教界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近年来不断有印度、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僧人前来朝拜，进香拜佛的群众也与日俱增，香火不绝。现在陕县政府、少林寺、日本友人等已经投资在原址的基础上修复空厢寺。目前，已经投入1130万元，建成了达摩殿、山门大殿及僧房，道路、水、电、绿化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到位。
公元538年，众僧徒为纪念达摩初祖，又在空相寺建造了达摩造像碑。据史料记载，空相寺在极盛时，僧众800余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殿、观音阁、藏经楼、钟楼、鼓楼等合计400余间，占地160余亩。但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该寺虽历代都有修茸，终因时节因缘不具，而渐趋衰落。时至今日，寺内大部分建筑，自抗日战争以来，或毁于战火，或人为破坏，寺院原貌已荡然无存，现仅存一塔一幢等数块碑刻和浮雕。
其中一塔，是指菩提达摩圆寂后，由积庵法师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筹建，为今人所称的达摩塔。此塔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郭子仪启奏加封为“圆觉空观”。一幢，是指宋英宗治平元年九月（公元1064年）刻写的八棱经幢，其质为石灰岩，八棱八面，凿字六行，文字内容为陀罗尼经文。
碑刻有：南朝达摩碑，此碑立于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碑文由南朝梁武帝所撰，歌颂了达摩的丰功伟绩；明代达摩碑，此碑位于达摩殿前，碑题为《菩提达摩圆觉大师碑》，立于明代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重修菩提达摩大师塔铭并序，此碑为明朝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报立；重修空相寺转角楼碑，此碑为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8年）所立，碑中记载唐朝时重修空相寺，郭子仪任总监工；康熙年间重修熊耳山寺碑，此碑为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所立，碑文断残，部分可辨；雍正年间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此碑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所立，碑题为《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记》，碑文尚可辨识；达摩造像碑，此碑为魏元象（公元538年）所立。碑正中刻达摩大师站像。
碑右上侧刻一偈语为：航海西来意，金陵语不契，少林面壁功，熊耳留只履。四名偈语概括了达摩的生平。
万法归一，饮水思源。为了修整和恢复空相寺的旧址和古佛道场，再造佛界生机。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的发起和支持下，于2001年10月31日在达摩祖师示寂胜地——河南陕县熊耳山空相寺隆重举行达摩殿奠基动工仪式。2001年以来，在日本达摩会、西安碑林博物馆、少林寺和陕县县委、县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共投资2500余万元，完成了空相寺内天王殿、达摩殿、僧人住房及办公用房、钟楼、斑岩台、八仙亭、土桥卧虹、达摩陵墓、景区道路等项目的修茸保护工作。为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大力发展文物旅游事业，振兴当地经济，空相寺于每年农历十月初五举办为期3天的达摩祖师祭奠庙会，至今已举办三届。
空相寺的八大景观闻名遐迩，当地盛传的民谣，概括了空相寺八景。
歌谣为：
龙嘴喷雾在山巅，土桥卧虹升九天；
井底明月昼夜显，杖挑金履往西还。
高楼洪钟音上殿，铁薪烧粥厨水欢；
椿抱翠柏千年茂，汉代松林万古传。
一景为：龙嘴喷雾在山巅。
龙嘴位于熊耳山悬崖之上，状如龙嘴，出崖面四丈有余高十五丈。龙嘴有一石洞高阔五尺有余，长三丈多，逢阴雨天，山雾茫茫，气势雄伟，岚气自石洞喷出，若吞云吐雾，此传为东海龙王之子在此镇山，铲除妖孽，拯救百姓，使人们世世代代安居乐业。
二景为：土桥卧虹升九天。
土桥在寺院西南的沟壑处，为纯土构成，长约八丈，宽两丈，高五丈，桥下有小溪。每当旭日东升，夕阳西下，溪水反射霞光万道，飞射缕缕紫雾。土桥之上，五彩斑烂，如飞虹升天，横越熊耳山顶。
有人作歌曰：
八仙东游过土桥，遥看神女下凡间；
顿时桥下起歌舞，九重天上彩虹现。
三景为：井底明月昼夜显。
空相寺内有一奇井，深十余丈，井底有一月亮，昼夜都能看到月光皎洁，令人无限遐想。相传尧帝时，十日并出，烧毁草木，民不聊生。尧帝就派善射的武士后羿将十个太阳射掉九个，从此大地复苏，百姓欢欣。百姓欢欣，因后羿功绩昭著，玉皇大帝奖赏他一粒仙丹，一人吃了能成仙，二人吃了能长生不老。一天后羿应尧帝之请商谈要事，嫦娥偷吃了仙丹，奔入月宫。后羿得知，一怒之下将月亮射掉半个，落在熊耳山井中，井中月亮昼夜辉光灿灿而成奇观，嫦娥却被罚在月宫常年补月。
四景为：杖挑金履往西还。
据佛家传说，达摩大师在熊耳山圆寂，杖挑只履（一只鞋），脱化成佛西归。达摩回归西天时把一只鞋挂在禅杖上，而另一只却留在棺材中。众僧在空棺和只履之上建达摩灵塔，同时铸造达摩肩扛禅杖、上挂金履，昂首西归的巨型铜像，供在达摩殿内。
五景为：高楼洪钟音上殿。
空相寺有座三层高的钟楼，为本寺最高建筑，人们可以自下而上转着登楼，故称转角楼。据说山西曲沃人和河南陕州人在夸本地高大建筑物时，山西人说：“山西有座塔，离天丈七八”。河南人说：“河南有个转角楼，半截人到天里头”。转角楼上挂着一口大铁钟，高两米，口径一米五，神妙之处在于定向传音。敲响巨钟，其声一直传到皇帝的金殿上。人们说：“和尚敲钟，听到京城，惊动皇帝，不得安宁”。此钟毁于1937年前后。
六景为：铁薪烧粥厨水欢。
铁薪，就是铁柴，寺人称为“铁破柴”，共三根。其状呈三棱形，一头方一头圆，长六尺六寸六分。铁薪有斧痕，燃烧之状，半截为红色，外观似木柴燃烧半截的样子，唯手摸有铁重之感。烧粥用的大铁锅，直径九尺九寸九分，深四尺四寸，厚二寸二分，据说一次可煮石二小米（约600斤），此铁锅在解放前已被击碎卖掉。
此景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相传南朝梁武帝时，达摩大师来到黄河之滨的熊耳山定林寺。寺院门庭若市，香客万千，僧徒800多个，好不热闹。但食粥者众多，用柴惊人，大有林颓山秃之势，达摩大师为此食不甘味。一天夜里达摩梦见佛祖对他说，不必为缺薪忧愁，女娲要你舍身取回此宝，我传你燃薪之诀。第二天，达摩即照佛祖所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取回铁薪三根，烧火做饭时，将铁薪蘸上松籽油，塞入大锅之下，大师运气发功，立即火焰熊熊，厨水欢欢，香客门徒，无不惊奇，双手合十，称颂大师神通广大。
七景为：椿抱翠柏千年茂。
空相寺内有一古椿树，高四丈余，粗两围，分三大主枝。三大主枝结合部长一棵翠柏，高丈余，三把粗。古椿怀抱翠柏，挺拔多姿，千年繁茂，如绿盖之上翠柏飞天，真神来之景。
八景为：汉代松林万古传。
相传东汉永平年间，有一僧人带一棵小松树来到熊耳山定林寺。寺院小僧一见稀奇很高兴，忙将小松树栽到盆中。方丈让小僧将盆中小松树栽到院中，小僧刚把小松树移到院中，扭头发现盆中又有一棵小松树。取出一棵，又有一棵，取之不尽。就这样，寺内寺外，山上山下，遍地松林，郁郁苍苍，松涛阵阵。寺内的第一棵松树，高16米，粗三人合抱，古松树上挂一皇命金牌，题曰“汉松”。
2004年10月13日上午，位于熊耳山西麓、陕县西李村乡境内的禅宗圣地空相寺一片欢腾——有关专家对该寺出土的“汾阳王置寺表”唐碑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和考证后，终于获得了惊世发现。2004年2月29日，空相寺的僧人和居士在寺内植树时，从距达摩塔不远的地下1.5米处挖到一块碑刻。该寺监院释延慈小心翼翼地拂去石碑上的黄土后惊奇地发现，该碑立于“唐大中十二年九月”（公元858年），立碑人为汾阳王郭子仪之后、时任河南府永宁县令的郭珙。 这块碑通高12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共26行，满行44字。碑首圆额，双行篆书“汾阳王置寺表”。
碑文中提到的汾阳王，就是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深得唐代宗、唐德宗两朝器重的郭子仪。唐德宗时，郭子仪被尊为尚父，功高爵显，位列三公之首。从该碑的阳面碑文记载可以看出：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前，曾到空相寺朝拜达摩圣迹，并许愿若达摩禅师福佑平定叛乱，必当奏请朝廷“特加崇饰”。
公元772年，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9年后，上书朝廷“特望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充柒僧庶”。当时的皇帝唐代宗亲赐达摩禅师谥号圆觉，御笔亲题空观塔、空相寺双额，并派中使（太监）张如津送至熊耳山下的空相寺。郭子仪为感谢皇帝的恩赐，写了一道谢恩表。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在道士李归真等人的煽动下，搞起了“毁佛灭法”事件，空相寺也未能幸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保存郭子仪的奏表和代宗皇帝御赐之宝，这些文物被藏在空相寺达摩塔内。不知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安排，86年后，郭子仪的重孙郭珙任河南府永宁县令后，朝拜空相寺时获悉当年往事，为显扬先祖的功德，遂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立碑。然而，因大乱之后百业萧条，加上永宁县原本就贫困，郭珙只得将空相寺内一块旧碑的正面磨光后，刻以“汾阳王置寺表”。至今，人们还可以从该碑刻的阳面上清楚地看到未被磨平的点点遗痕。而该碑的阴面则仍保留着原碑所记载的当年空相寺占地规模及范围达百顷甚至千顷的情况。这种无意的保留使后人可以想见空相寺当年的恢宏与鼎盛。
历史延续着文明，文明也在传承着历史。空相寺出土的这块唐碑，虽因历经沧桑劫难而显得残破陈旧，但该唐碑记录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史事，却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三门峡市文物专家许永生激动地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块石碑时大吃一惊，并赞叹：“这可是国宝呀！”据许永生介绍，这块石碑虽然与他印象中多以双龙额、伏龟为造型的唐碑相去甚远，可以说貌不惊人、极为普通，却有着特殊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他把碑文细细研读了30多遍后，更确信这块石碑蕴藏的珍贵价值。但由于该碑出土时埋于地表浅层，且该碑的阴阳两面刻制时间相差86年，难免会对碑刻的真伪产生疑虑。为此，他专程到郑州市请河南省著名文物专家作进一步鉴定。当有关专家确认该碑为唐代碑刻后，许永生仍不放心，又到陕西省华县寻找郭子仪的后人，并从其家谱中证实郭珙确系郭子仪之重孙，且担任过永宁县令。至此，这块碑刻的“身份”才得到确认。
这块距今1146年的唐碑一面世便注定了它的不凡“身价”。据了解，目前，三门峡发现的唐代碑刻不超过5块，这块唐碑由于阴阳两面的碑文相距86年更显得格外珍贵。许永生告诉记者，他曾把《新唐书》、《旧唐书》翻阅了不下3遍，尚未发现有类似碑刻的记载。在他看来，这块唐碑目前在全国也是唯一的一块，同时该碑所用的唐楷撰刻和公文范式也比较独特。
这块唐碑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的发现为解开定林寺易名空相寺之谜提供了史料佐证。空相寺原名定林寺，是禅宗初祖达摩传法和圆寂之地。定林寺为何易名空相寺？这块唐碑证实，定林寺易名空相寺系郭子仪上奏朝庭、唐代宗御赐而来。碑文记载表明，郭子仪在奏章中称，达摩圆寂后，“葬于熊耳山下，遗塔见在。其年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这段文字也说明有关达摩禅师“只履西归”的民间传说应产生于唐代以后。
有关专家认为，该碑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记载空相寺的实物资料，记录了一段空相寺的演变历史，充实完善了郭子仪与空相寺、达摩塔及禅宗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于后人研究禅宗文化及空相寺的兴衰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正如空相寺监院释延慈所说，值空相寺百业正兴时，得此珍贵碑刻，实乃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