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其人】
刘勰（约465～约532年）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早年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定林寺僧校定佛经。梁武帝时，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样尉等，为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士沈约所重。晚年出家，改名慧地，寻卒。所撰《文心雕龙》50篇，发展了前人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抨击当时创作界片面追求形式的风气，体系较为完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理论批评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文心雕龙】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南朝梁刘勰著。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各25篇。
内容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5篇，明确提出了其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宗经》3篇是理解全书的钥匙。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其中前10篇是论有韵之文，后10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35种。对各体又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19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其中《神思》篇论艺术构思；《体性》篇论作家的风格；《情采》篇论述了作品的文质关系。其详密深刻，远远超过前人。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5篇。其中《知音》篇论述了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才略》篇从不同角度品评了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程器》篇论述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主导思想
刘勰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文学思想，把原道、徵圣、宗经作为理论核心，贯穿全书的始终。认为儒家经典是一切文体的本源，如赋、颂、赞等都源于《诗经》；并从儒家经典的风格特色出发，提出关于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每一则又都指出了合乎经与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来作为他品评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从而给他的理论蒙上了一层经学色彩。
贡献与影响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周兴陆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撰成的《文心雕龙札记》，已是20世纪学术经典之一，世人皆知。可其师章太炎也讲授过《文心雕龙》，知道的人可就不多了。上海图书馆藏有章太炎早年在日本“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的记录稿，是由章氏弟子们记录的，虽非全帙，亦值得珍视。
此稿书签题“朱逖先撰《文心雕龙记》不分卷民国间稿本”。笔者曾受这“民国间稿本”几字的迷惑，误认为是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讲演记录，因为据汤志均《章太炎先生年谱》，章氏晚年确实在苏州讲授过《文心雕龙》。但是这决不是章氏晚年的讲稿，而是他于民元前在日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上的讲演记录。这份记录稿实际上包括两种稿本：一个稿本，为蓝格竖行稿纸，封面题“文心雕龙记”，反面题“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正文半页十行，字体为草书，多有涂抹。另一稿本是右角印有“松屋制”的薄本。封面无题字，正文半页十行，钢笔字，首页题“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其中有一张进度表，标明讲习进度和参加者，进度为：3月11日，1至8；3月18日，9至18；3月25日，19至29；4月初1，30至38；4月初8，39至50。每周1次，五周而毕其事。参加者的姓名省略为：“潜、未、逖、篷、兼、卓”。显然，潜，为钱东潜；逖，为朱逖先，即朱希祖，浙江海盐人；蓬，为朱蓬仙，即朱宗莱，浙江海宁人；兼，为沈兼士，浙江吴兴人；卓，为张卓身，即张传琨，浙江平湖人；未，是龚宝铨，字薇生，别号未生，浙江嘉兴人。只有这个“钱东潜”，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是谁。钱玄同，曾号得潜，又号德潜，不知是否即这位“钱东潜”，不管怎样，是章太炎的弟子应该没有问题。就已经查考出来的几位来说，有的曾是南社社员，有的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大致在1906年至1910年内，都在日本留学，而且都师事章太炎。章太炎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不久即开设并主讲“国学讲习会”。许多中国留学生纷纷参加，列弟子席。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回忆说：“民元前4年（1908）我始偕朱宗莱、龚宝铨、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作人昆仲、钱家治前往（章太炎处）受业。”谈及的8人中，上面提到的人物已占3、4位。章氏回国后，弟子作鸟兽散，难以重新聚首听其师的讲演；而且，朱宗莱已于民国8年病逝于北京协会医院，龚宝铨也于1922年6月病逝，因此这份记录稿决不是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时的讲演记录稿。这样来看，记录稿上题的“国学讲习会”，只能是指章氏在日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其中一个记录稿的纸张印有“松屋制”3个小字，“松屋”是什么意思呢？国内没有这个专名。是否是日本大阪南区的“松屋町”？我曾就此请教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大木康先生，大木康教授回信说：“松屋不是地名。松屋是一家专门制造原稿纸店（厂）的名字，如中国的‘朵云轩'之类。”这日本造的纸张，再次证明了这是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的记录稿。
这两种记录稿，内容多有重复，也有详略的不同，显然是两个听者的记录。《文心雕龙》50篇，按计划是5周讲完，而两本记录稿只记录了《文心》前18篇的讲演，即第一、二次的讲演记录，非为全豹。是讲演没有坚持到底还是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观念近代化的大背景中，章太炎独标异论，提出“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的主张。这份讲演《文心雕龙》的记录稿，也鲜明地揭示这种独特的文学观念。他讲演《文心雕龙》，认为：“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这与《文学总略》的观点完全一致。他推原“总集”最初的本意是“因分集易散而作，故仅选集散篇文之佳者，因其他已成书者，不至散矣，无庸选也”。因此，在他看来，萧统编纂《文选》，“以为集以外皆不得称文”，是“忘其本意”。
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肯定刘勰的大文学观念，批评萧统《文选》乃至后世阮元等文学观念的狭隘。他说：“《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而弟子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里却偏向于阮元骈文观。肯定“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对同一部《文心雕龙》，师徒二人从各自的文学观念出发，作了不同的解读。
从不同的文学观念出发，章太炎与黄侃对《文心雕龙》的一些文句进行不同的解释和评论：
《文心雕龙·原道》“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句，是解释《易》“文言”二字的。黄侃释“文言”为“文饰之言”，并肯定此说“与彦和意正同”。但，章太炎则批评刘勰解“文言”为“文饰之言”，不如梁武帝将之解为“文王之言”确切，其目的在于消解刘勰“矜其采饰”的合理性。
同样是解释《原道》第一段，黄侃强调的是“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二句，认为刘勰重文采。而章太炎则着眼于刘勰“道之文也”的泛文学观。
对于谢灵运的评价，黄侃在《诗品讲疏》里称赞他“奇才博学，大变诗体”，具有转变诗风的巨大意义。而章太炎则不然。他讲解《明诗》“争价一句之奇”句，说：“自谢灵运始有此弊，古无是也。”明显对谢灵运持不满态度。黄侃在《诗品讲疏》批评，“世人好称汉、魏，而以颜、谢为繁巧”之错误，或许就是正对其师而发。
章太炎是近代大力破除经学偶像的学者，在讲解《文心雕龙》时，他说过“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之类话。但是，章太炎并不反对“宗经”的观念，对中古而下，文章不能宗经，他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讲解《宗经》时说：“自宋代欧、曾、王、苏以降，以迄今，兹弊又不在淫艳，而专在肤泛矣。”如果说匡正六朝“淫艳”之弊，是刘勰《宗经》之意旨的话，那么可以说，匡正宋代以来的“肤泛”之弊，则正是章太炎论文学的出发点。
这份记录稿，还显示了章太炎深厚的小学功夫和文章辨体的精细。这里难以枚举。研究古代文论和“龙学”的学者，读读这份记录稿，或许会有助益。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最早提到这个记录稿的是詹钅英先生。他的《文心雕龙义证》“引用书名称”最后一条是：“朱逷先等笔记。朱逷先、沈兼士等听讲《文心雕龙》笔记原稿，只有前18篇。朱、沈皆章太炎弟子，疑为章太炎所讲。”并在正文里引录了6、7条。因为是“疑”为章太炎所讲，所以与章氏其他论《文心》的文字还是分别处理的。后来从无人论及这部记录稿。现在通过纸张等方面的考辨，可以确证，这就是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的记录稿，研究章太炎的文学观，应该注意到这个记录稿。
《文心雕龙》译文四篇
说明：一些同学和电大老师希望能把一些重点的文论原文译成现代汉语，以帮助理解，现在我们把《文心雕龙》的《原道》、《神思》、《体性》..《风骨》四篇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
《原道》译文
文章的（之能显现"道"的）具体属性是极广大的，是与天地并生共长的。（这话）怎么讲呢？（天地生成时）就有了深清色和黄色一同呈现，就有了天方地圆的形体之分。日头与月亮像重叠的璧玉，垂在天上，以显示其美化天空的形象；山岭与河流像灿烂的锦绣铺在地上，以展示其条理大地的形象；这大概是自然的文章吧？仰观天空日月散射着光辉，俯瞰大地山河现着文彩；高低有了一定的位置，天地两仪就（这样）产生了；只有人与天地合而为三，这就是所说的"三才"了。人是"五行"生成的灵秀，实在是天地的心灵，有了心灵，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文章就随着明明白白地出现了，这是自然的道理啊！
推及至万物，动物植物都有文彩：龙凤以彩色的花纹呈现出祥瑞，虎豹以鲜明斑斓的纹理凝结成雄姿；云霞变换设色，超过了画工的妙笔挥洒；草木开花，不必待匠人的奇思妙手。这些难道是外面加给的修饰？（其实）只是自然形成的啊！至于风吹树林的声响，音调谐畅，像是吹竽弹瑟：泉水激石的声音，清韵和谐，像是击磬敲钟：所以形成了形体就构成了文理，发出了声音，就产生了韵律。那些无知的物体都有丰盛的文彩，有心灵思想的人怎么能没有文章呢！
人类文章肇始于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的元气，深明这个奇妙的道理的，最先是《易经》的象辞。伏羲氏最早画八卦，孔子最后写了《十翼》。而对《乾》、《坤》两卦，（孔子）单独地以《文言》来解释。（可见）言语需要有文采，也是天地的本心啊！至于说《河图》包含着八卦的符号，《洛书》里包含着九类治国的方略，玉版上刻着金字，绿筒上雕着红字，是谁主持的呢？是神明在管理罢了！
自从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文字（的作用）才开始彰显。神农、伏羲的传闻遗事，记载在《三坟》里面，而年代太久远了，那些声音文采已无法追踪。唐尧、虞舜时的文章，就蓬勃兴盛起来了。（作为）天子的舜开始唱出了"元首"之歌，就已经抒发了自己的情志；伯益、后稷呈献意见，也垂示了陈奏进言的风气。夏禹兴起，（取得的）事业功绩成就巨大，各种事情都循序渐进，受到了歌颂，功德成就更多了。到了商朝、周朝，文采（更加）丰富，胜过了（此前的）简单质朴，《雅》、《颂》之歌影响所及，美丽的辞采日日更新。周文王在患难的忧愁之中，制作的卦、爻辞，光耀鲜明，既有文采又含蓄隐喻，意义精深。再加周公旦多才多艺，发扬了（文王的）丰功伟业，创作了诗歌，辑录了《周颂》，修改润饰了各种文辞。到孔子继承（以前的）圣人，又独自超过了前贤，他整理编订了《六经》，一定要像（奏乐时）起头打钟结束击磬那样有始有终，集其大成；他（反复）琢磨《六经》（所表达）的思想情性，（认真）组织（美丽动人的）语言辞令（去表现），（《六经》的）教化就像铃声起而四方应那样远及千里，就像珍馐异味那样千古流传，世代响应，它描写了天地间的精华，开启了人民的聪明智慧。
从封氏的伏羲，到孔氏的孔子，伏羲（画卦）创立了典则，孔子阐述其意义，没有不根据自然之道的精神来铺写文章，钻研神奇的道理来施行教化，从《河图》、《洛书》里取得准则，用蓍草、龟壳来占卜探问命运的术数，观察天地万物的纹理以穷尽探究（自然的）变化，考察前人的文章来成就人事的教化；然后才能够治理天下，通晓（自然界的）全部的不变的法则，使事业发展壮大，使（文章的）辞采焕发光明。所以知道自然之道因圣人的文章而流传，圣人用文章来说明自然之道，（使得自然之道）四处通达而没有阻碍，日日运用而不会缺乏。《易经·系辞上》说："能鼓动天下的能力存在在文辞之中。"文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乃是因为它是自然之道的文章啊！
总结说：自然之道是精深微妙的，可用这神妙的自然之道来开展教化。前代的圣人彰显了这自然之道，阐明了仁孝的人事伦理。（圣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圣人观察了龙献的《河图》、龟呈的《洛书》所体现的（自然之道的）形态和面貌，又观察天文，写成文章，让人民来效法。
（提示：《原道》篇论述了文章的本质，道与文的关系：道是文的内容，文是道的表现手段。天地万物都有"文"，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当然也有"文"，人之文就是用言辞写出来的文章。看来，刘勰主张文要表现自然之道，后来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与此有源流关系了。）
关龙艳译《神思译文》
古人说："身在江湖之上，心却在朝廷中。"这就是被为"神思"的精神活动了。文章在构思时，精神活动的范围非常广阔。所以静静地凝神思索，思绪可以上接千年；悄悄改变了表情，视线好像已通向了万里之外。吟咏之时，似乎发出了珠圆玉润般的声音，眉目之前，仿佛舒卷着风云变幻的景色：这些都是构思的结果吧。所以构思的妙处，在于使精神随外物而运行。精神存在于胸臆之中，情志意气统辖着它的活动关键；外物依靠耳目来感受，语言掌管着它的表达枢纽。枢纽畅通，外物的形貌便能刻画无遗；关键阻塞，精神的活跃便会消失。因此酝酿文思，贵在内心虚静摆脱杂念。疏通心中的阻碍，洗涤净化精神，像储藏珍宝一样积累学问，斟酌事理以丰富才情，研读群书以求透彻理解，从容玩味他人作品以寻绎文辞。然后使深得妙理的心灵，按照写作的规则审定绳墨；让见解独到的匠心，依据意象中的形象进行创作。这是写与文章的首要方法，谋篇布局的重大端绪。构思时精神活动一展开，各种念头纷至沓来。按写作规则对未成形的思绪加以整理。想到登山，情思里便充满着山的风光，想到观海，意念中又翻腾起海的波涛，不管作者的自我才情有多少，此时的思绪似与风云一起任意驰骋。当他开始动笔时，文气激荡(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等到文章写成，效果却仅及预想的一半，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凭空运意，容易显得奇妙，而语言是实实在在的，就难以工巧了。因此，文意来自于构思，语言又受文意支配。三者紧密结合，就能天衣无缝，疏远了就会相去千里。有时道理就在心中，却反而去极远之处寻求；有时意思就在眼前，而思路却为山河所阻隔。所以要控制思维、掌握法则，无须苦苦思虑；依照一定的规则，表现美好的事物，不必徒劳情思。就人的禀赋才情而言，写作有快有慢，因为天分不同；就文章的体制而言，篇幅有长有短，所用功夫不一样。司马相如构思时口含毛笔，写成时笔毛已烂，扬雄写作赋后便做噩梦，桓谭因写作苦心积虑而得病，王充潜心著书气衰力竭，张衡精心构思《二京赋》花了十年时间，左思精心雕琢《三都赋》用了十二年：虽说是创作长篇巨制，也因文思之缓慢。淮南王刘安一个早上就写成《离骚赋》，枚皋一接到诏书就写成了赋，曹植写作就象口诵旧作一样流畅，王粲一提笔就象事先早已构思好了一样，阮能在马鞍上写成书信，祢衡可在宴席间草拟奏章：虽然写的都是短篇，也因文思之敏捷。那些文思敏捷的人，心里掌握着创作要领，反应灵敏，无须反复考虑便能当机立断；而构思迟缓的人，情思繁富，而思路多歧，几经疑惑才看清楚，深思熟虑才能下决断。灵敏机断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写成作品；疑虑不决所以要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创作。写作的难易虽然不同，但都依靠博学精练。如果学问浅陋而只是写得慢，才识粗疏而光靠写得快，从没听说象这样而在写作上能有所成就的。文章的情思是复杂多变的，文章的风格也是变化不定的。拙劣的辞句有时出于巧妙的构思，平庸的事例有时来自新颖的人命意。就如麻布由麻织成，虽说质地未变，但经过加工制成了布，变得光彩鲜明而可珍贵，至于思虑以外的微妙意旨，文辞外的曲折情致，语言难以表述，笔墨自然应该到此为止。只有懂得了最精微的道理才能阐发其妙处，穷尽一切变化才能通晓其规律。就如伊挚无法说明调味的奥妙，轮扁不能讲清用斧的技巧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精微极了。总之，精神因与外物沟通，才孕育了变化多端的情思。外物靠形貌求得表现，而内心则据情理作反应。然后运用声律，产生比兴的手法。用构思掌握规则，博学精炼才能成功。
(提示：《神思》是探讨创作时的构思问题，对创作构思广阔丰富的特点作出了具体生动的说明，并指出为了使构思富有效果，须注意平时要有良好的积累和学养，写作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虚静的精神状态，做到"神与物游"。)
关龙艳译《体性译文》
内心有情感活动就形成为语言，道理阐发出来就表现为文章，这是情理由隐而显、由内在到外现的过程。然而才能有平庸和杰出，气质有刚强和柔弱，学问有浅薄和深厚，习尚有雅正和淫靡，这些都是由先天的情性所铸造、后天的薰陶形成的，因此，在作家笔下，在文学园里，作品千殊万别，如流云之变幻无穷，似波涛之翻滚不定。所以文辞情理的或平庸或杰出，不可能与人的才能不相一致；风格趣味的或刚强或柔弱，哪能与作者的气质判若两人？用事托义的或肤浅或高深，从未听说过与其学识高下相背的；体势的或雅正或淫靡，很少与其习染相反的。各人顺从自己的个性学养来写作，作品的风格就如人的面貌一般各不相同。如果总括所有的风格趋向，那么可归纳为八种类型：一是典雅，二是远奥，三是精约，四是显附，五是繁缛，六是壮丽。七是新奇，八是轻靡。典雅的，取法于经典，是依照儒家的；远奥的，文辞繁复曲隐，是研治玄学的；精约的，文字精当简约，剖析细致入微；显附的，用辞直接明快，意义畅达，切合于理，使人读后大快于心；繁缛的，比喻广博文采浓重，光彩鲜明，铺展繁密；壮丽的，议论高超，论断宏大，文采鲜明而突出；新奇的，舍古趋新，摈弃古制，竞为今体，旨趣险僻而怪异；轻靡的，文辞浮华，内容空虚，轻浮不实而迎合世俗。所以典雅和新奇相反，壮丽与轻靡有别，文章的不同风貌，都在这个范围里了。至于上述八种风格的常常变迁，要靠学问才能做到。作者内含的才干，来自先天的气质禀赋。气质充实情志，情志决定语言，文采的吸纳和表现，无不和作者的情性有关。贾谊才智过人、意气风发，所以文辞洁净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狂傲夸诞，所以情理矿长而词采扬厉；扬雄性情沉静，所以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坦率平易，所以意趣明白而事例广博；班固典雅精深，所以论断精密而思想，思虑细致；张衡博学通达，所以考虑周详而文藻绵密；王粲争强好胜，所以锋芒毕露而才气果断；刘桢性情狭隘，所以言辞壮烈而情思惊人；阮籍洒脱不拘，所以风格超逸而情调悠远；嵇康俊伟豪侠，所以情致高超而辞采剧烈；潘岳轻浮敏捷，所以辞锋显露而音韵流畅；陆机矜持庄重，所以文情丰富而辞义含蓄。由此类推，外在文辞风格和内在的性情气质必然相符，这难道不是天生的一定资质和才气影响风格的大致情景吗！才能处于天赋的资质，但学习在开始时就要慎重，就如制木器或染丝绸，功效在初时就以显示；等到器物制成、颜色染好再要改变就困难了。所以儿童学习写作，一定要从雅正的体制开始。顺着根本寻究到枝叶，这样思路的转换四染能够圆满妥帖。八中风格虽然不同，而自有法则贯通其间，就象车论之有轴心，辐条自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模仿某一体制风格以确定创作的方向，根据自己的性情来锻炼协作才干。为文写作的指南，指出的就是这条道路。总之，人的才能性情各不相同，文章的风格也变化多端，文辞是他的肌肤，情志是它的骨髓。雅正而又华丽的，犹如礼服上的绣饰；过度奇巧的则像间色搞乱了正色。后天的学习也能形成良好的文风，但要拙见地受熏陶感染才见功效。
(提示：本篇是论述文章体貌和作家情性、个性的关系。总结了文章的八种风格类型。刘勰把文学家的风格从时代到个人(先天的和后天的)的因素都触及了，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关龙艳译《风骨译文》
《诗经》总共有"六义"，"风"位居首位，它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气质的外在表现。所以作者表达情志，必定首先注意作品的风貌；推敲作品文辞，没有比注意骨力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骨力塑造文辞，犹如骨骼支撑人体一样；情志所包含的感染力就如同形体蕴有生气。遣词造句挺拔，文骨就形成了；表情达意爽朗，文风就彰显了。如果一篇作品辞藻丰富，却缺乏风骨，那么文采也不会有鲜明，声调也不会响亮。所以运思谋篇，一定要使意气饱满，刚健之气充盈，才能鲜明生动。风骨为文章所用，就如高飞大鸟之舞动双翼。因此注重文骨的，用词造句必然精要；讲究文貌的，表达情致必然显豁。锻炼文字坚实而不轻浮，运用声韵凝重而不板滞，这得力于文章风骨的驾驭。如果内容单薄而辞藻堆砌，就会繁复冗杂而失去条理，那是无骨的征象了；思想感情不饱满畅通，表意牵强缺少生气，那是无风的证明了。从前潘勖作《册魏公九锡文》，构思布局摹仿《尚书》这样的经典，使当时的才子们搁笔，这是因为潘文骨力刚健的缘故；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文才茂盛而成为辞赋的宗师，这是因为其文风遒劲的缘故。能够明确这一要领，就能使文章写得更为完善，这种方法不能违背，创作不应追求文才的繁复。所以魏文帝曹丕称："文章的风格以作者的气质为主，气质的清浊各有其体，不可勉强用力而得。"因此，他评论徐干，就说："时常有齐地的舒缓气质"，评论刘桢，就说"有俊逸奔放的气质风貌"。刘桢也说："孔融卓尔不凡，确实具有特异的气质风貌。文字几乎不能够表达他的才气。"这都是看重气质风貌的意思。野鸡色彩丰富，但飞起来不出百步，那是因为肌肉过于丰满而力量不够；鹰隼缺乏色彩，但能高飞直达云天，那是因为骨力劲健而气势威猛。文章才力，也与此相似。如果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好比鹰隼集聚文坛；如果有风采而缺乏风骨，又如野鸡窜伏于文苑。只有文采光耀而又能高飞翱翔，那才是文章中的凤凰。至于按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采择子书史籍的写作方法，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详尽地明了各体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然后才能萌生新颖的构思，修饰奇妙的文辞。明了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就能构思新颖而不杂乱，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就能文辞奇妙而不浮滥。如果风骨未能具备，辞采不够精炼，却想抛弃旧有的规范，追求新奇的创作方法，即使获得了巧妙的用意，但导致的失败也多。难道只是使用奇异的字句，就能将这种错误倾向变为正道吗？《尚书o伪毕命》中说："措词贵乎得体，不应只是追求奇异。"这是防止文章写得浮而不实。然而文章写作途径很多，作者各据所好加以选择，深明写作之道的人未能传授他人，学习写作的人又没能向懂写作的人学习。于是习尚浮华、追随侈靡，随波逐流而不知回返正道。如果能确立正确的体势，使文章鲜明而刚健，那么就能风明骨健，整篇作品焕发光彩。能细心研究上述这些要求，那么离掌握写作之道也就不远了。总之，情思与意气的关连，文辞和体制风格相结合。文风清明刚健，美好的文才才能驰骋。使风力充沛，使骨力强劲。这样才锋刚健挺拔、特立突出，文章才能光彩夺目。
(提示：如何理解刘勰"风骨"的确切含义，后世众说纷纭。"风"也就是要求作品有情志，有感动人的力量，写得鲜明而有生气，写得骏快爽朗。"骨"也就是要求有情志的作品写得文辞精练，辞义相称，有条理，挺拔有力。所谓"风骨"，也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这是刘勰对文学风格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或更高标准。我以为风是偏重于作品内在思想的一种艺术感染力，它的表现与创作主体的内在气质有关；骨则是作品构成要素的架构，偏重于对文辞结构方面的要求。)